【社会】卫小将｜社会工作理论的“三重性”及爱的实践艺术

社会工作理论的“三重性”

及爱的实践艺术

摘  要：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是一种理想性表达。现实中，作为理论生产的学院派推崇唯智主义，强调学理性而贬抑操作性；作为问题寻解的实务界提倡实用主义，突出实操性而拒斥理论性。这种张力形成了学院派的“修辞”与实务界的“游戏”，由此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理论问题。社会工作理论具有价值性、阐释性与实操性等三重特性，忽略第一重，社会工作会失去灵魂，淡化第二重可能沦为“游戏”和“治疗术”，失去第三重，可能演绎为华丽的“修辞”与“表演”。此外，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以爱或关系为中心的“无形理论”并未获得承认，我们需要重新将爱带回到社会工作中心，倡导一种爱的实践艺术，进而拓展社会工作的理论空间。

作者简介：卫小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社会工作是一个实践和技术导向的应用社会科学，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价值和理论关怀。而在现实中，由于理论的非直接操作化特点，导致社会工作无理论、少理论、重实务成为了一种主流声音。面对这种论述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不断地沿引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充实自己，同时模糊学科边界拼接和生产自己的理论；二是攻击理论的深奥、晦涩和悬浮性，并认为任何高深的理论在实实在在的服务面前都一文不值。事实上，二者都没有很好地回应社会工作的理论问题，前者的“借理论”似乎还是等于“无理论”，且生产的带有社会工作标签的理论，如优势视角、赋权理论、人在情境中等也常被诟病为缺少系统性和科学性，而非真正的理论。后者则舍弃了社会工作发展理论的空间。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社会工作助人本质中去审视和阐述其理论问题。任何社会工作实务都不可能离开理论，实务的过程也是不断诠释情境中的人的过程，情境和人是既定的，它需要社会工作者借助社会和心理科学处理人的想法、感觉、信念、语言、行为的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和关系的品质在社会工作中如此重要。情境和人又都是流变的，它还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高度的敏感性、理解力、应变力和实践感，这是一种专业智慧和专业自我的积淀。由此不难理解，社会工作理论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下将进一步澄清并阐述这种特点。

学院派的“修辞”与实务界的“游戏”

社会工作在西方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样一个不断专业化的演进过程中，广大社会工作者始终面临1915年的“弗莱克斯纳之问”。弗莱克斯纳（Flexna）挑战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的合法性，理由是社会工作没有自己的理论，其理论主要舶来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此，也有学者以弗莱克斯纳的非社工专业身份和男性立场为理据来挑战其言论的合理性。即便如此，社会工作没有自己的理论如同一个“魔咒”困扰着社会工作者，虽然对外极力否认，但内心的不安却始终挥之不去。这样一种“敏感”的议题逐步地被压制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关系的强调，普遍性的观点是二者需要有机结合，如苏涉（Susser）认为：“没有理论的实务如同航行在漫漫大海的船，而没有实务的理论如同无法扬帆出海的船。”汤普逊（Thompson）也认为：“理论和实践是一枚银币的两面，社会工作实务并不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选择，而是两者的融合。”

然而，这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达，在现实境遇中，尤其是在社会工作后发展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领域之间还是具有较大的张力。从某种程度上讲，理论生产与学院派推崇的“唯智主义”是高度契合的，即强调学理性而贬抑操作性与技术性，这样或可以凸显其不可替代性。借用布迪厄（Bourdieu）的观点，理论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符号”权力与暴力，越是晦涩和艰涩越能保持知识精英的垄断地位及再生产。这种晦涩和艰涩可能成为一种空洞的“修辞”和“理论霸权”，具有傲慢性，凡是言之无“学术话语”即被视为不具专业性，反之，越具修辞性便越具专业性。在现实中表现为“理论＋服务对象”的机械套用，如萨提亚家庭结构治疗介入家庭暴力，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理论干预失独家庭，赋权增能理论应用于留守妇女，资产建设理论应对贫困问题，等等。这种理论的机械套用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工作干预的效用性。

社会工作实务界对理论的态度或是敬而远之，或是嗤之以鼻。从表面看，社会工作者被训练处理广泛的社会和个人问题，处于服务的“最前线”。在他们看来，或许社会工作做什么比社会工作是什么更为迫切和重要，社会工作无理论似乎成为了一种“美德”。从内在看，就社会工作服务本身而言，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直接应用到实务过程中，而且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处于各种情境流变中的人。因而，在实践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和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服务对象接触的具体情境。从学理上看，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遵循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它是在特定社会场域中被结构性关系所形塑，又被特定场域下的符号体系所掩盖的惯性化的即兴发挥过程。它有自己的实践逻辑，不受实验过程的控制，很难将实证科学知识直接应用其中。不仅如此，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的决策常常基于价值而非知识，其使用的技巧也多是基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判断，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实践具有一种“惯习”的特质。然而，这样一种特质与主流的理论评判标准存在较大张力，因而导致社会工作实务处于一种理论边缘，也容易导致社会工作抽离“专业”而成为一种策略性和技术性的活动。加上社会工作倡导通过处理琐碎生活事件来防微杜渐的功能性特点，很容易忽略其艺术性的一面而凸显工具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会大大降低其准入门槛。这样会导致把专业社会工作当作工具，甚至对社会工作做“扭曲的承认” 、漠视或“蔑视”。再一方面，社会工作者的艺术性和专业自我的塑造是一个漫长且潜隐累积的过程，而技术性的模仿学习则可以是显性和速成的。这一系列因素的交织作用使得社会工作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庸俗化”“表演性”“游戏性”的特点。服务过程中将游戏作为手段本无可厚非，但一些社会工作者将服务等同于搞活动，将服务开始的破冰游戏当作服务的主要内容，将服务对象最后的情绪和态度视为服务效果，这样会在“去理论化”和“游戏化”的路上渐行渐远。

学院派与实务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不承认的张力。这种互不承认最终只会形成学院派的“修辞”和实务界的“游戏”，并制约社会工作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们仍需回到一百多年前“社会工作无理论”的原初讨论，回溯到理论的本质来审视。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理论本质上是一套表现事物秩序的话语权力，是一套对事物规律的陈述。福柯（Foucault）认为，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陈述是能够“被人们生产、操纵、使用、改造、交换、组合、分解、重组乃至破坏的一种东西”。由此，如何陈述是决定理论生产的关键环节，而陈述的规则包括三个方面：（1）谁在说话，凭什么权力说话，说话者的地位；（2）说话者凭借的制度地点，也就是使其话语获得合法性和应用对象的来源；（3）说话者与各种对象领域的关系。以此来看，理论并非是一种客观真理，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知识的建构，尤其是学院派的建构：其一，学院派具有理论生产的合法性，他们凭借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和社会的认受性垄断了理论生产的话语权，以一种教育场域的内部话语来陈述理论；其二，理论生产的制度性地点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学术领域和出版领域等，这更增加了理论的权威性和神秘化；其三，理论生产是高高在上的，它似乎是超越一般常人生活的真理，更不容质疑。以此标准来审视，社会工作确实是“少理论”或“无理论”的，因为它是生活场景中的“生命互动”，其理论是碎片化地蕴含或弥散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持续交往的话语、实践和改变过程中，是一种“默会知识”和“专业库存知识”。而这种实践性知识是否能成为理论主要取决于学院派的承认，而学院派对这样的知识一般是不予承认的。正如有学者提到的，“中国社会工作尚未形成易被社会所接纳和承认的理论、方法及模式，其发展基本上是嵌入型的”。概言之，究竟是社会工作没有理论，还是认定社会工作理论的标准和立场有问题？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实践中有效的“理论”不被当做理论对待。在现实情境中，我们从来不认为一个不做一线服务的社会工作教师无理论，也从不认为一个做一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是有理论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群众（社会工作实务者）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

社会工作被认为“无理论”与其处理的是日常生活琐碎，以情感性劳动为主有密切关系。这两个特点与女性主义的主张有高度契合性。如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尤其是育儿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承认和尊重，女性的情感劳动也一直是被忽视的，这与承认的主体是男性有密切关系。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理论具有某种男性品质，而社会工作理论或许具有女性品质，男性是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被赋予理性、逻辑、智力、灵魂等品质，女性是私人领域的参与者，被赋予感性、琐碎、细腻、情绪化等品质，由此女性是被边缘化的。康德也认为：“由于恐惧和胆怯，女人不适宜做学术工作”，而男性气质则成为了理论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社会工作“无理论”也演绎成为了一种“真理”。与此相对应，在现实情境中，理论的制造和生产者多为中产阶级的男性，而社会工作实务者则多为社会底层的女性，这更好地诠释了社会工作“无理论”的不合理性。

社会工作理论的三重性：

价值性、阐释性与实操性

一般而言，理论指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一组命题，由此可推演出某些经验律则来，它具有强烈的唯智色彩。社会科学理论与个体的主观想法和所处文化脉络交织在一起，又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的特点：一是理论中的概念是一种抽离实在的理想类型，难以准确概括和定义社会现实；二是理论随着主体价值立场的变化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三是理论的解释力随着时空的变换和文化差异而不同。不仅如此，现代性的反身性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即便在自然科学之核心领域亦是如此，因此，理论的不确定性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社会工作理论既有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它不是一种纯粹学术上的理论，而是指社会工作的整体和知识体系，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被用来解释服务对象系统的需要和问题，并预测和确定干预的方法和模式，以引导实践专业的服务。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理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统摄整个助人过程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涵盖了价值理念、抽象知识、干预模式和技巧等多个层次，最终落到服务人并使人获得改变的最终目标。这样一个特征与医学理论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后者既需要有医学伦理和价值（如希波克拉底誓言） ，又需要病理学知识，还需要各种临床的治疗技术手段。这或许与社会工作的先驱里士满（Richmond）以医学作为参照物来建构专业体系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哲学家休谟（Hume）曾说：我们无法从“是什么”推论到“应该做什么”，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社会工作需要处理怎么看（价值）、是什么（解释）、怎么做（实务）三个层面的问题。因此，社会工作理论具有三重特性：一是价值性，如何看待人及其遭遇的社会问题，其本质是什么；二是阐释性，问题的成因是什么，可以有哪些改变；三是实操性，如何干预和介入是有效的。以叙事治疗理论为例，第一层面，该理论所持的价值是相信个体的主体性及其重构生命意义的能力；第二层面，个体问题的成因多数是被包括专家和精英在内的主流话语所建构的，这种建构使其行为被一种消极的故事版本所宰制，从而失去自我改变的动力；第三个层面，主要通过情感支持、问题外化、寻找积极故事因子、重塑和固化新故事等技术进行干预。如下将具体阐述这三重特性。

当前，社会工作深受证据为本理念的影响，在技术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背后的价值关照和道德关怀。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因而不需要着重哲学和社会理论（价值）层面的讨论，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社会工作在缘起之初就与“利他”“明爱”“上帝之城”等宗教价值密切相关，其后又受到人文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影响。早期社会工作者基本是在价值和情怀的感召之下开启专业发展之路，所谓专业理论与技术只是后续借鉴融合其它学科的衍生物。因此，社会工作原本就是一种价值催生的专业，价值是其灵魂，价值倾注也是其显著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特质。而与此相悖的是，当前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明显地避开了讨论实质的价值问题，也很少会去考察具体的价值和实践内容，更不会探讨道德实践或行为的途径。而社会工作价值则是社会工作内容中关于珍贵事物之若干信念——关于良好社会的本质、为此目标所采取的策略，以及专业人员所具备的人格特质之概略信念。价值虽然不直接应用于实务，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问题的判断、定义及干预路向，正如韦伯（Webb）所说：“社会工作者好的判断需要兼具道德上的努力与坚定的思想支撑。”不仅如此，价值始终警醒社会工作者持守社会公平正义观，相信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与尊严，倡导一种自助、互助、包容、共享的社群生活。反之，如若抽离或背离专业的价值持守，社会工作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或可能演绎成一种新的伤害。如20世纪初期，社会工作者参与了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白澳政策”，先后将近10万名土著家庭的儿童强行带走集中供养，或送到白人家庭收养，制造了所谓“被偷走的一代”。另外，尤其需要我们警醒的是，随着现代性的侵蚀，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这对社会工作价值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亦会使社会工作者以帮扶的名义却加重了对于服务对象的压制。对此，批判社会工作理论呼吁重现社会工作的价值。我们亦需要凸显社会工作理论的价值性，社会工作者应无条件地承担起道德责任，在主流社会价值、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和服务对象价值之间重申专业价值。

卡罗（Carlo）分别从社会问题、社会单元（个人、家庭、小团体、组织、社区、国家）、社会工作方法（个案、小组、社区、社会行政）三个向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型。这一模型也折射出了社会工作理论的“跨界流动性”和“借鉴性”特点，它需要外借其它学科的理论来对个人行为与社会问题进行阐释，进而提出恰当的干预策略。由此亦不难理解，在实务过程中，单靠价值判断和处遇性经验很难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且社会问题的成因往往由个体心理因素向外推演至社区及社会结构性因素。这就需要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框架来定义并阐述问题的形成机理，而不同学科的理论及同一学科的不同理论对同样的问题亦有不同的解读，如同样是贫困问题，既可以归因为个体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不足，也可以解释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引发的资源分配不均衡，还可以视为是一种群体亚文化形塑的生活方式，或是个人缺乏社会资产所致，或是一种生存道义，或是一种社会建构性的存在。这些解读背后的理论支撑分别是新自由主义、纯粹社会学、贫困文化、资产建设、道义经济学、社会建构理论等。虽然不同的理论立场可以衍生出不同的介入焦点与进路，但这些多元化的理论从不同层面构筑着问题认识的知识板块，通过理论之间的对话升华了对于问题的认识，为社会工作者选取最佳干预策略提供了学理性支持。因此，社会工作理论需要打破自身的藩篱，广泛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以增加对社会问题的深入了解，所有关于社会和人的理论都可以视为是潜在的社会工作理论。

实操性和致用性是社会工作的显著特性，社会工作价值和理论都要通过“实务场”来检验和落地。因此，社会工作实务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服务对象”的机械叠加（如依恋理论+婴幼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服务（建立婴幼儿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育儿专家的理论都不如婴儿的母亲本能或经验性的互动带给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如此，社会工作的实务场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黑箱”，这个实务场还有情境性、即时性和不可预测性。同一社会工作者使用同样的理论在不同时空中介入同一服务对象，其效果不同；不同的社会工作者使用同样的理论介入同一服务对象其效果也不尽相同，以此类推不再赘述。概言之，社会工作的实务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互构的过程，社会工作者需要回应互构生成的各种不确定性，其创造力和想象力非常重要。同许多社会互动形式一样，社会工作由即兴表演构成，在这些即兴表演中，人们做到了或多或少令人信服地表演自己。在不同场景的表演中社会工作者逐步形塑一个“专业+自我”的实践知识，即是一种专业自我的修炼与成长。

综上，社会工作理论的价值性、阐释性和实操性同体共存，彼此套嵌，依序构成一种稳固的“三角架构”，它牵引社会工作者认识问题、探索根由、干预治理。三重性即是社会工作的理论特质，在具体的实务过程中，如果忽略第一重价值性，社会工作就会失去灵魂；淡化第二重阐释性，社会工作可能沦为一种“游戏”和“治疗术”；如果失去第三重实践性，社会工作可能演绎为华丽的“修辞”与千篇一律的“表演”。

爱的实践艺术的回归

社会工作理论的三重性决定了社会工作不仅要在艺术性与技术性之间拿捏，还要在有理论与无理论之间拉扯。一方面，尽管社会工作者的个人价值、生活经历、心智模式、人格特征、工作风格等各有不同，但他们却在实务过程中共享一套专业价值、伦理操守、专业知识、专业文化等，这也成为一种无形的统摄力量。维克斯（Vax）称其为是“评鉴系统”，这套评鉴系统使得社会工作者能够理解实践情境，形成行动的目标与方向，决定可接受专业的内容。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过程也需要借助于理论的理性阐释与判断，单靠个人心智的认知和感知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更多依赖的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也许是从经验中建立，也许是与其他学者或实务工作者讨论出来的，还有许多来自非正式学术性的管道。在此方面，专业理论自然被忽略和弱化了，因为实践场景中需要处理问题的现实性极大地消解了理论的抽象性，正如我们相信医生忽略了理论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所处理的就是真实——血就是血，糖尿病就是糖尿病，当你拥有真像时就不需要“理论”。因此，社会工作不仅需要外借理论，也需要干预性理论，更需要在干预现实中形塑一种“无形的理论”。这种无形的理论尚没有获得学术界和主流社会的认同，它是一种零星和碎片式的呈现，如同广大女性的育儿情感劳动一直被矮化为平常琐碎。而恰恰是这种无形的理论在实务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以爱为初心维系着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的情感共同体。

有研究者指出，相对于专业理论，社会工作者的诚实、温暖与友善是最重要的，它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关系和轻松的氛围，进而起到意想不到的服务效果。此外，伯格和鲁克曼（Berger & Luckman）认为：“所有的知识包括我们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最基本假设都是源于社会交往并由交往所维持。”霍利斯（Hollis）也认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是一切治疗的基础”，这种关系的建立即是一种爱的传递，它在实务中是超越专业理论而存在的。如果说社会工作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专业和艺术，那么生命之间的碰撞离不开一种爱的实践艺术，而无形理论的核心即是一种爱的实践艺术，它可以成为未来社会工作理论拓展的增长点。

社会工作在高度专精化的过程中受到的挑战之一是：基变社会工作批评其忽视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初衷，逐步演变为中产阶级的治疗术。这种挑战能极大地警醒社会工作者重申公平正义的价值，但对于“爱”的价值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尽管社会工作一直宣称“大爱”。此方面借用弗格森（Ferguson）的研究可进一步印证，弗格森将吉登斯的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引入到社会工作领域，解放政治主要关涉的是减少或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等问题，而生活政治主要指后传统生活场景之下如何自由地选择生活的议题，如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坐标中准确定位自己，诠释和理解生命的意义。弗格森指出，基变社会工作固然关切解放政治，但是生活政治需要不一样的社会工作，它尤其重视关系的价值。由此，倡导解放政治的基变社会工作或可能只会起到唤醒社会工作价值的功能，而处理日常生活政治、以关系为本的爱的实践艺术将成为契合时代主流的社会工作。尽管社会工作是以“爱”（怜悯、互惠、利他、博爱）为原动力，但爱逐步地被科学、理性和个体化所消解。正如弗洛姆（Fromm）所说：“尽管人们对爱如饥似渴，但却认为几乎每一件事都比爱重要：成就、名望、金钱、权力——几乎人们的所有精力都用来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难怪没有谁来学习爱的艺术。”

美国存在心理学家梅（May）将爱类型化为：性爱（性欲或力比多）、爱欲（繁殖和创造）、友谊（兄弟般的爱）和博爱（对他人幸福的爱）。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性过于泛滥，导致其它的爱被压抑了，由此，人忽视了与他人的关系，忽视了自身的存在，出现了冷漠和非人化，由此，也引发了压抑、疏离和焦虑等心理现象。这也正是社会工作需要重点处理的生活政治议题。不仅如此，爱也成为一种现代社会中普遍缺失的现象，甚至教师、医生和社会工作等职业亦如此，他们被自我利益所驱动，而不是因为爱、因为彼此的关系，他们把自己看作“医生”或者“职员”，而不是人。对此，弗洛姆认为需要建立一种爱的实践艺术，具体条件包括规范、专心、耐心和最大关注。以此来看，我们需要重新将爱带回到社会工作中心，建构爱的实践艺术。

首先，社会工作者要“爱人如己”，尊重自己的独立性、爱护自己及了解自己，这样才能尊重、爱护及了解他人，才能体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要对服务对象也许发展不出的潜能抱有信任，如爱的潜能、幸福的潜能、运用其理智的潜能和更为特殊的潜力，如艺术才能。其次，重新强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职业规范，将人的主体性塑造、尊重、接纳和共情等作为训练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理念和技术。当前社会工作出现了多元化取向，如心理治疗技术取向、证据为本的实践取向、社会结构取向及后现代取向，前两种取向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后两种取向以批判和解构社会工作为核心。这些取向极大地冲淡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伦理操守和职业规范的权威性。再次，社会工作者应专心于服务本身，以人的成长和改变为志业，持守专业的神圣性和纯洁性，专注于对生命体的体悟与敏感性。毋庸讳言，近年来，深受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工作不同程度地开始偏离对“人”本身需求的专注，偏向国家、市场和行业利益的诉求，从而导向市场化、工具性和表达性。其四，社会工作者要有耐心。一是对社会工作事业有耐心，不为暂时的困难自暴自弃，亦不能走为发展而发展的“大跃进”路线。二是要对服务对象有耐心，相信每一个服务对象都是有动力改变的生命体，聆听他们的生命故事，评估他们的实际需求，用心设计和完成每一个个案、小组和社区，扎扎实实开展每一项服务，相信在每位工作者的努力之下一定会推动社会工作事业的蓬勃发展。最后，社会工作者要对自己的事业和服务对象给予最大的关注，将自我成长、专业发展和服务对象的改变有机结合起来，以最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到专业发展过程中，在专业化和本土化过程中建构社会工作共同体。

结  语

理论已成为社会工作无底气但又不得不拿出勇气讨论的议题，因为“理论稀缺”、“技术导向”已成为一种主流论述。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形成一种张力。前者推崇唯智主义，强调高深和晦涩理论的生产，有意或无意地贬低实务的价值；后者倡导实用主义，号召与理论自动保持距离或决裂，强调服务才是硬道理。这样一种张力割裂了理论和实务的有机统一，导致在现实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理论界的“修辞”与实务界的“游戏”。这种张力及其后果激发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社会工作的理论特质。社会工作理论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它需要处理怎么看（价值）、是什么（解释）、怎么做（操作）等多重问题，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指引社会工作者认识问题、探索成因并干预治理。由此，社会工作理论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而是涵盖价值理念、抽象知识、干预模式和技巧等多个层次的知识体系，它具有三重特性：第一重强调理论背后的价值和道德关怀，是社会工作的生命线；第二重主要借助社会科学的知识分析人及社会问题的成因与机理，是一种学理性的剖析与解释；第三重突出实践的技术性与艺术性，它是一种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生命互动的过程。有鉴于此，社会工作不仅需要外借理论，也需要科学的干预理论，更需要在具体实务中形塑一种“实践理论”。这种实践理论是无形的，可能源于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经验，也可能源于社会工作者的灵感和顿悟，还可能源于其他同工的启发，等等。它在实务中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是超越专业理论的，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工作者将个人生命融入到专业助人过程中的智慧沉积，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生命的碰撞与爱的实践艺术。这或许可以为社会工作的理论拓展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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